婚姻家庭案件调解困境及律师调解技巧

作者简介：桂芳芳，上海嘉誉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、上海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研究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员。

胡伟明，上海嘉誉嘉律师事务所助理律师部主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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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芳芳 和家律师事务所副主任

摘要：随着诉讼案件的激增，调解可以减轻法院的工作压力。 婚姻家庭案件律师调解渠道不断拓展，律师介入婚姻家庭案件调解不可或缺。 然而，调解家庭案件并不容易。 本文通过分析婚姻纠纷的成因和调解逻辑，从而优化律师调解技能，充分发挥律师调解的优势，促进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。

关键词：婚姻家庭案件，律师调解，调解技巧

目前司法实践中，律师参与婚姻家庭案件调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。 第一种是传统方式，律师作为配偶一方的代理人参与诉讼过程，包括由人民调解员主持的诉前调解。 ，还包括由人民法官主持的诉讼内调解。 此时的调解是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，也是目前执业中律师的主要业务范围。

第二种是由律师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，也常称为律师调解。 最高人民法院、司法部于2017年9月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试点意见》），并于2018年12月印发《关于扩大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 《律师调解试点工作》（以下简称《关于扩大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）。 （对于《试点通知》），两份文件的发布也意味着律师的职能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不再局限于通过诉讼解决委托人的问题。 律师调解制度使律师承担更多社会责任，是落实和维护法律实施的新创新。 [1]从《试点意见》和《试点通知》来看，允许人民法院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、律师事务所在律师协会设立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心，律师自愿协助各方当事人沉降。 从而解决纠纷。 从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的发展来看，律师作为高度复合型人才，担任调解员。 他们不仅能获得双​​方的认可，还能以专业实践推动争议解决、告知当事人风险、平衡当事人。 益处。

总体来看，律师介入婚姻家庭案件调解的渠道越来越广，律师在婚姻家庭案件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。 当然，对律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 无论律师以何种方式介入，都需要分析婚姻家庭案件冲突的特点和原因，分析婚姻家庭案件调解背后的逻辑。

一、婚姻家庭案件的成因及调解逻辑

1、夫妻利益无法调和

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引起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巨大变化。 其中，婚恋观念的变化导致婚姻家庭纠纷数量和复杂性激增。 无论是感情问题、财产分割，还是子女抚养问题，夫妻双方都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，使得双方利益难以调和。

（一）关系破裂的原因多种多样

婚姻家庭纠纷通常是由情感纠纷引起的。 情感纠纷并不总是以财产为主导因素，而更有可能源于情感本身。 比如婚外第三者干涉婚姻、家庭内部婆媳关系不融洽、配偶一方有不良习惯等。尤其是外人的加入让婚姻和家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 调解过程中更需要关注和平衡各方利益。 这也给婚姻家庭案件的调解带来了诸多困难和挑战。

（二）财产分割难以实现

财产种类的增多、财富价值的裂变，也让婚姻案件的调解难度加大。 以房产为例，一套房产往往关系到两代人的积蓄。 在离婚的情况下，夫妻双方都会争取更多的物质利益。 本来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房产投资比例、贷款偿还状况、对房子的贡献等却成为了双方讨价还价的重要方面。 情节严重的，双方原生家庭都会受到牵连。 多了或少了，都会导致调解失败。

此外，配偶一方投资设立公司的情况也有所增加。 如果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被分割，将会对其他股东产生直接影响。 相关法律还规定，变更持股比例需要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。 因此，股权分割也成为婚姻案件中的难题，这也增加了调解的难度。

(3) 子女抚养费和探视费不能协调

如今，离婚双方都非常关心孩子的抚养权问题，包括三个方面：抚养权归属、赡养费的支付、探视权的形式。 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导致战争更加激烈、争端长期得不到解决。 此外，在调解过程中，未成年子女的个人意愿也需要得到尊重，调解需要考虑更多、更全面的点。

2. 调解的阻碍因素

（一）人民调解员的专业问题

人民调解制度是融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法律制度。 这是一种充分吸收国情的独创的非诉解决纠纷方式。 人民法院通过特邀调解拓宽调解渠道，但诉前调解仍以人民调解模式为主。 离婚诉讼必须经过诉前调解阶段，由人民调解员主持案件调解。 人民调解员的整体素质决定着案件调解能否顺利进行。

据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研究所2007年6月发布的《人民调解实证研究统计报告》显示，在接受采访的125名人民调解员中，只有18名调解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（会计）。具有初中或中专学历的调解员有107人（占14.4%），占85.6%。 [1]经查找，部分法院招聘特邀人民调解员仅要求高中以上学历。 [2]

近年来这种情况或许有所好转，但总体来说，不少人民调解员有工作热情和工作经验，但没有接受过正规、系统的专业培训。 他们缺乏法律、心理学等相关基础知识，以及必要的沟通和调解技能较差，导致调解过程相对冗长，质量难以保证。 [3]比如，一些人民调解员习惯依靠思想教育、村规民约、道德影响来调解纠纷，而不是依靠法律、制度和政策； 有的人民调解员不注重引导纠纷当事人沟通协商。 相反，他们用权威、恩惠、面子来说服； 有的人民调解员不深究是非，简单地采取“讲和”的方式来平息矛盾； 一些人民调解员受绩效考核等因素影响，盲目进行调解。 ，却忽视了调解的自愿性和平等性。 [4]

人民调解制度必须值得肯定。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在案件前期化解矛盾、化解纠纷，可以缓解法院的诉讼压力。 但要想让他们重新焕发活力，特别是在婚姻案件中发挥主力作用，就必须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整体素质。

（二）调解方案写入调解书的困境

有的情况下，夫妻双方经过多轮协商达成调解方案，但调解内容无法落实到法院的调解协议中，导致调解进程再次陷入死胡同。 曾经有一个案例，该男子有购买限制。 他婚前投资的房子登记在女方名下。 现在离婚了，女方想拿走房子却无力支付赔偿金，而男方只想拿回婚前个人投资的部分。 此案已历经数轮审理。 经过调解，男女双方最终达成协议，房子不卖，女方继续居住。 但房产证上应注明男方姓名，并根据男方出资额确定房屋份额。 男女双方都对这个方案非常满意，希望法院出具调解书。 但法院在审查该方案时发现，该房屋尚存在抵押，即贷款尚未还清，且因涉及案外第三人的利益，法院于此时时间上无法确认房屋产权，无法出具产权变更调解书。

2、以案件为例，看律师调解的优势

律师作为综合性人才，介入和参与调解不仅能够获得当事人的认可，还能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，揭示风险、平衡利益、提出方案，最终化解纠纷。 通过一个案例来解释一下。

王女士和张先生是一对夫妇。 他们18岁时开始约会，并于2006年结婚。他们的女儿12岁。 2017年，张先生与婚外第三人李女士保持不正当关系四年，并育有一名2岁的私生子。 在发现张先生与婚外第四人有暧昧关系后，李女士主动联系王女士，曝光了张先生的两次婚外情。

王女士得知情况后情绪十分激动，委托律师介入调解，希望就解除非婚生关系、非婚生子女抚养权等问题进行协商。

1、瞄准机会介入，推动人坐上谈判桌

这起案件对于王女士来说太过突然，但冷静下来后，王女士立即寻求了律师的帮助，告知了自己的诉求，释放了很多情绪。 她也希望律师能够尽快解决目前的问题。 律师首先与王女士确认了张先生的意愿，然后邀请张先生参与协调。 当李女士拒绝配合时，律师站在李女士的角度，告诉她私下调解的好处。 不仅可以尽快解决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，也为从根本上解决李女士和张先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机会。 想来想去，李女士最终还是赴约参加调解，各方当事人都坐到了谈判桌前。

从律师的工作性质来看，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，有着相对自由的时间安排。 当客户寻求帮助时，他们可以迅速调整角色，介入婚姻家庭纠纷的调解阶段。 当当事人有需要时，律师就会在路上。 律师比其他职业人士具有更敏锐的应变能力和应变能力。 他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了解案件情况，掌握各方诉求，有利于提高调解效率，帮助双方当事人。 尽早解决纠纷。

与法庭调解相比，律师提前介入调解，不仅有利于缓解法庭办案压力，也可以避免当事人承受诉讼压力。 律师办理了大量婚姻家庭案件，能够直接针对当事人的需求，轻松解决纠纷。 这也是调解律师的优势。

2、调解方式全面，风险充分揭示

本案涉及主体较多，律师运用情、理、法互动的手段进行调解。 首先，运用社会学、心理学知识对违背道德的事物进行价值判断。 虽然没有刻意明说，但足以让张先生和李女士反思，为后续的谈判定下基调。 其次，告知各方，原生家庭对孩子影响重大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需要从孩子的角度出发。 庆幸的是，这次调解的对象都非常重视孩子，愿意多为孩子着想。 最后，律师运用法律知识，清晰地解释了非婚生子女的主观含义。 即使孩子不是非婚生的，张先生和李女士抚养孩子的义务也不会改变。 同时，非婚生孩子由张先生和李女士负责。 如果发生继承，女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需要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必要份额。

可见，婚姻家庭纠纷与普通民事纠纷有很大不同。 婚姻家庭纠纷不以纠纷的形式出现。 婚姻家庭纠纷披着纠纷的外衣，但背后却隐藏着莫名其妙、无法解释的家庭纠纷。 冲突或情感问题。 除一方有重大过错的情况外，婚姻感情问题上是非难辨，各执己见的情况时有发生。 因此，婚姻家庭纠纷的调解更具波动性和可协商性。

因此，婚姻家庭纠纷不能用单一的方法来调解。 复合调解技术的有效性取决于调解员的法律专业基础、情感沟通能力和文化底蕴。 好的调解人不会去评判一段关系中双方的行为是对是错，而是更注重修复或重建双方的关系。 在向双方提供解决方案的同时，还需要告知调解方案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。 。 除了关注法律问题本身，越来越多的家庭律师也学会了如何安抚委托人的情绪，缓解家庭矛盾。 专业知识、实践经验和情感沟通的融合使律师能够很好地处理婚姻家庭问题。 纠纷中，律师调解的综合性也推动了婚姻纠纷调解机制向正规化、专业化方向发展。

3.平衡各方利益，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

本案经过多轮沟通，律师出示多重方案，最终达成调解协议。 非婚生子女的抚养权归张先生所有，由张先生和王女士共同抚养。 李女士每年缴纳赡养费，张先生和李女士保证不再有联系。 在调解过程中，律师从当事人的性格出发，充分运用同理心。 从客观角度来看，李女士独自抚养孩子不仅会承受生活的压力，她自己的婚姻也会受到影响。 不过，张先生和王女士的家庭条件较好，育儿经验丰富，更有利于孩子的发展。 健康成长。 此外，王女士还希望能取得孩子的抚养权，这样可以保证男方不再关心外界的事情。 张先生既羞愧又感激王女士的原谅，决定回到原生家庭善待王女士。

作为调解员，律师是一方当事人或中立第三方的委托人，也是法律实施的维护者。 因此，律师在推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同时，也会对调解的内容进行评估，确认其没有侵犯其他当事人的利益或考虑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。 以婚姻家庭纠纷为例，未成年子女处于从属地位，很少受到重视。 因此，未成年子女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的处境并不乐观。 他们很可能成为父母协商和解的受害者，最终导致未成年子女的失败。 利益被边缘化。 民法典还规定，加强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。 调解律师很清楚这一点。 在努力协调双方利益纠纷时，他们会主动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，让孩子“有发言权”。 ”来表达自己的诉求。

三、律师调解技巧分析

律师的优势在于其综合的调解能力。 他们在精通沟通技巧、倾听技巧、引导技巧等调解技巧的同时，也应该回归纠纷本身，根据纠纷的立足点设计不同的解决方案。

1.情绪修复技巧：冷热疗法

婚姻纠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其他家庭成员可能也参与其中。 不同类型的情感纠纷也会对应不同的调解方式。 其中，在处理感情纠纷时，比较常用的是冷热处理方法。

热处理法适用于急需解决纠纷的情况。 如果不加快解决问题的速度，就会导致问题的激化。 这个时候，各方都更加关注结果。 要及时了解各方需求，推动调解向各方共赢方向发展。 冷处理法适用于感情基础较好的双方因冲动而引发的纠纷，或者双方长期处于调解状态的纠纷。 这时，建议先用冷处理的方法稳定一方或双方的情绪，等到双方的情绪发酵完毕后再进行处理。 坐在调解桌前梳理、沟通。 在情感纠纷中，如果夫妻感情很好，无论双方如何严厉地互相斥责，都应该用冷淡的方式为双方创造冷静的空间。 如果双方情感基础薄弱，又不太怀念旧有关系，则应采用热处理方式，快速找到各方矛盾和利益，妥善解决纠纷。

2、财产分割纠纷：合理管理预期

离婚时财产分割是不可避免的，房产、动产等财产的分割会引发纠纷。 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呈现出以下特点：（1）时间性，自双方建立婚姻关系以来，各种收入，除法律明确规定为个人财产的以外，均为丈夫的共同财产。和妻子； （二）混合财产、夫妻共同财产 以夫妻关系的成立为基础，其比例与夫妻双方的收入无关。

当情感纠纷无法修复时，财产纠纷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，而前瞻性管理方法在处理财产纠纷时尤其得心应手。 所谓期望管理法，主要是通过降低双方的期望来释放调解空间，最终在双方都满意的点达成调解协议。

在财产方面，双方都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，都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财产。 律师作为调解人，可以在引导双方陈述相关事实的同时，安抚双方的情绪。 在此过程中，他们可以查明财产状况、所有权关系和债务性质。 调解律师已经制定了判断财产性质的粗略标准。 这时可以采取单向沟通的方式来促进调解。 具体操作是律师与一方单独谈话，另一方在外面等候。 律师可以从多个角度为当事人“出谋划策”，系统分析财产关系，并告知对方。 可以分割的财产数额应根据对方的期望适当降低，并预留必要的谈判和调解空间。 降低了双方的期望后，在联席会议上，双方在妥协方面找到了双方的最大共同点。

3. 子女抚养权所有权：善用同理心

与财产分割这种纯粹的营利行为相比，抚养孩子更多的是一种义务。 因此，子女抚养权的归属呈现出更加多变的局面。 虽然双方都想争夺孩子的抚养权，但也有可能双方都不想获得孩子的抚养权。

子女抚养权纠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：（1）抚养权个人。 子女不再与双方同住，而是由一方直接抚养。 子女抚养权问题关系到子女的切身利益和健康成长。 (2)忽视儿童的利益。 在情感纠纷和财产分割尚未解决的情况下，双方很难充分考虑孩子的长远发展和未来利益。 （3）孩子的真实愿望表达得不好。 未成年的孩子观念尚未形成，辨别是非的能力还不成熟，很容易受到成人的诱导和胁迫。 [1]

因此，调解律师在调解子女抚养权纠纷时，不仅需要了解双方本身的养育能力和养育需求，还需要让双方看到对方的养育能力和养育需求。 共情技巧在这个阶段更适用，需要律师帮助各方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考虑问题。 首先，以自己为出发点，反思一下自己对孩子的生活状况、学习状况、健康状况了解多少； 其次，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对方的育儿优势是什么，是否更有利于孩子自身的发展； 最后，倾听孩子的意见，尊重他们对八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真实意愿。 基于以上信息，我们将本着对未成年子女最好的原则，引导双方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，最终达成调解，共同对子女的健康成长负责。

结论：

律师调解试点启动以来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，这也为调解律师介入婚姻家庭矛盾提供了基础。 律师在调解婚姻家庭纠纷时，需要根据婚姻纠纷的特点，运用复合调解技能，实现婚姻家庭纠纷的调解和解决。

笔记：

[1] 赵一宇，廖永安. 《我国律师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冲突及其化解路径》，《湘潭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9年第4期

[2]宋朝武等：《调解立法研究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版，第295-297页

[3]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关于选任人民调解员和特邀调解员的公告

[4]胡明，赵庆航。 协同理论下律师在调解中的作用——基于杭州市的实证研究 《浙江大学法学评论》2021年第7期

[5]冯伟国：《转型社会中的人民调解制度：挑战与应对》，《法治研究》2014年第7期

[6]《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技巧（二）》，《人民调解》2020年第7期

参考：

[1]唐明. 《家庭纠纷法院调解的实证研究》，《当代法学》2016年第1期

[2] 赵一宇，廖永安． 《我国律师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冲突及其化解路径》，《湘潭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9年第4期

[3]《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技巧（二）》，《人民调解》2020年第7期

[4] 刘艳云. 《婚姻家庭调解成效评价及改进建议——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》，《新视野》2017年第3期

[5]陈团结. 《律师调解：现实困境与出路——兼评《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，《中国司法》2018年第8期

[6] 龙飞. 《律师调解制度的探索创新与完善路径》，《中国律师》2018年第5期

[7] 赵一宇，廖永安． 《我国律师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冲突及其化解路径》，《湘潭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9年第4期

[8]胡明，赵庆航。 协同理论下律师在调解中的作用——基于杭州的实证研究 《浙江大学法学评论》2021年第7期